債務的道德迷思：一場貫穿五千年的辯論
債務的道德迷思根植於我們將所有道德責任視為債務的傾向。 這種傾向源於一個普遍的觀念，即欠債是一種錯誤，必須償還。這種觀念在世界歷史上反复出現，甚至在許多語言中，「債務」、「罪惡」和「內疚」的詞語都是相同的。
這種道德邏輯的問題在於，它被用來證明強迫償還債務的合理性，即使在債務本身不合理或不可能償還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例如，葛拉柏在書中描述了他與一位律師關於取消第三世界債務的對話。這位律師認為，即使這些債務是不公正的，人們也必須償還債務。 葛拉柏認為，這種邏輯是一種將武力關係合理化並責怪受害者的方式。
歷史證明，債務的道德含義會因債務人的社會地位而異。 富人之間的債務通常被視為一種可以重新協商的承諾，而窮人欠富人的債務則被視為一種神聖的義務。 這種雙重標準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件到英國的債務人監獄都可見一斑。
殖民主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債務如何被用來證明對弱勢群體的剝削是正當的。 殖民者經常利用稅收政策迫使殖民地人民負債，然後利用這些債務來控制他們的經濟和勞動力。 例如，法國將軍加列尼在征服馬達加斯加後，對當地人徵收「道德化稅」，以支付征服的成本。
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富裕債務人和貧窮債務人受到的不同待遇。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了數万億美元的救助，而那些因次貸危機而失去家園的人卻鮮少得到幫助。 學生貸款債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債務如何被用來讓年輕一代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
佔領運動的興起，部分原因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債務制度的不公正。 該運動強調了「我們是99%」的口號，突顯了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 佔領運動參與者質疑將債務視為道德義務的邏輯，並呼籲對現有的經濟體系進行根本性變革。
葛拉柏認為，我們需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認識到債務並非不可避免的，而且我們可以創造一個不以債務為基礎的更公正的社會。 他主張一種「民主無政府主義」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人們可以管理自己的事務，而無需依靠強制或暴力。 葛拉柏的著作提醒我們，債務的道德迷思是一個可以而且必須受到挑戰的社會建構。
貨幣起源：打破以物易物迷思
長久以來，經濟學家普遍接受一種關於貨幣起源的迷思：人類先是以物易物，接著發明貨幣作為交易媒介，最後才出現信用制度。 然而，人類學家花費超過百年時間，試圖在世界各地尋找以物易物社會的證據，卻一無所獲。貨幣的起源並非源於以物易物，而是與信用制度、法律體系以及軍隊和政府的發展息息相關。以物易物只是在特定情況下才會出現的交易方式，並非人類社會的主要經濟活動模式。
葛拉柏在訪談中指出，亞當斯密在 1776 年的著作《國富論》中，虛構了這個以物易物的故事。斯密推測，人們一開始會直接交換物品，但因為交易雙方未必剛好擁有對方需要的物品，所以必須發明一種媒介來促進交換，這就是貨幣的起源。然而，這個理論缺乏實際證據。
事實上，人類學研究顯示，在貨幣出現之前，人們就已經使用信用制度來進行交易。葛拉柏以鄰居之間的互動為例：當你稱讚鄰居的牛很漂亮時，他很可能會直接送給你，而不是要求你立即支付。這時，雙方就建立了一種債務關係，但這種債務並非精確量化的，而是一種模糊的「我欠你一個人情」的感覺。
葛拉柏認為，早期社會的交易大多基於信用，並非以物易物。只有在陌生人之間，或者在需要精確計算賠償的法律糾紛中，才會出現以物易物的現象。例如，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律規定，如果某人弄瞎了別人的眼睛，就必須賠償 27 頭母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才會開始精確計算物品的價值，並要求等值的賠償。
金屬貨幣的出現則與軍隊和政府的發展密切相關。早期美索不達米亞的寺廟經濟體系中，人們使用銀作為記帳單位，但並非直接用銀來購買物品。直到公元前 700 年左右，金屬貨幣才在東地中海地區出現，而在公元前 600 年，中國和印度也獨立發明了金屬貨幣。
葛拉柏認為，金屬貨幣的出現是為了滿足軍隊的需求。 國王需要支付軍隊薪餉，而金屬貨幣正好可以作為一種便攜且易於分割的支付工具。國王透過向人民徵收金屬貨幣作為稅款，進一步推廣了貨幣的使用。
貨幣、國家與殖民主義：債務帝國的建立
貨幣、國家和殖民主義三者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從歷史上看，國家在貨幣的創建和推廣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殖民主義則利用債務系統進一步鞏固了國家權力並對殖民地進行剝削。
首先，國家的形成與貨幣的發展密不可分。正如先前討論貨幣起源迷思時所提到的，金屬貨幣的出現與軍隊和政府的需求息息相關。國王需要支付軍餉、徵收稅款，而金屬貨幣正好提供了一種便利的解決方案。葛拉柏指出，國王會將自己鑄造的貨幣分發給士兵，然後要求全國人民以同樣的貨幣繳納稅金，從而有效地建立了一個以國家為中心的貨幣體系。
其次，殖民主義利用債務系統作為一種強大的剝削工具。殖民者會透過各種手段迫使殖民地人民負債，然後利用這些債務來控制他們的經濟和勞動力。葛拉柏在訪談中以馬達加斯加為例，說明法國將軍加列尼如何對當地人徵收「道德化稅」，以支付征服的成本。這種做法將殖民地人民置於一種荒謬的境地：他們因為被殖民而負債，並被迫為自己的征服買單。
葛拉柏進一步指出，奴隸貿易也完全建立在債務的基礎之上。 從倫敦的金融家到非洲的商人，整個奴隸貿易鏈條都依賴於各種形式的債務關係。 殖民者會利用債務陷阱迫使人們參與奴隸販賣，甚至將自己的家人或自己賣為奴隸。 這種情況與古代美索不達米亞農民的擔憂相呼應：他們害怕自己的女兒會因為債務而被賣到寺廟充當妓女。
國家利用貨幣來強化其權力，而殖民主義則利用債務系統來剝削殖民地人民。葛拉柏的研究揭示了債務背後隱藏的權力關係，並提醒我們，債務並非一個中立的經濟概念，而是一個充滿道德和政治意涵的議題。
債務與社會不平等：權力、剝削與道德迷思的交織
從古至今，債務一直是加劇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葛拉柏在其著作和訪談中，深入探討了債務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複雜關係，揭示了債務如何被用作一種工具，來合理化剝削、維護權力結構並加深社會分化。
首先，債務制度本身就存在著根深蒂固的雙重標準，使得富人和窮人在面對債務時處於截然不同的地位。 葛拉柏指出，富人之間的債務往往被視為一種可以靈活協商的承諾，而窮人欠富人的債務則被視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義務。這種雙重標準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在當時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富人之間的債務往來往往不計利息，而窮人則必須支付高額利息。這種現象在後來的歷史中也屢見不鮮，例如，在 17 世紀的英國，債務人監獄就將富人和窮人區別對待，富人可以在獄中享受相對舒適的生活，而窮人則只能在擁擠不堪、疾病肆虐的牢房中苦苦掙扎。這種雙重標準一直延續到今天，2008 年金融危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時大型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了政府的巨額救助，而那些因次級房貸而失去家園的普通民眾卻鮮少得到幫助。
其次，債務在歷史上一直被用作一種工具，來合理化對弱勢群體的剝削和控制。 葛拉柏以殖民主義為例，說明殖民者如何利用債務系統來榨取殖民地的財富和勞動力。法國將軍加列尼在征服馬達加斯加後，便對當地人徵收「道德化稅」，以支付征服的成本，這種做法將殖民地人民置於一種荒謬的境地：他們因為被殖民而負債，並被迫為自己的征服買單。葛拉柏還指出，奴隸貿易也完全建立在債務的基礎之上，殖民者會利用債務陷阱迫使人們參與奴隸販賣，甚至將自己的家人或自己賣為奴隸。 這種情況與古代美索不達米亞農民的擔憂相呼應：他們害怕自己的女兒會因為債務而被賣到寺廟充當妓女。債務在這些例子中，成為了剝削者手中的一種武器，用來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合理化，並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
第三，葛拉柏認為，債務的道德迷思是加劇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種迷思將欠債等同於一種道德缺陷，加深了債務人，尤其是那些无力償還債務的窮人的羞恥感和負罪感。這種道德壓力使得人們更容易接受不平等的債務關係，即使這些關係建立在剝削和不公正的基礎之上。葛拉柏指出，這種道德迷思在現代社會中依然根深蒂固，例如，那些背負著沉重學貸的年輕人往往會因為無法償還債務而感到自責和羞愧，即使他們是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受害者。這種道德迷思使得人們難以看清債務背後的權力關係，進而阻礙了對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有效解決。
總而言之，債務與社會不平等之間存在著複雜而深刻的聯繫。 債務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現象，它反映了權力、剝削和道德觀念的交織。葛拉柏的研究提醒我們，要警惕債務背後的權力關係，並挑戰那些將債務等同於道德缺陷的迷思。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擺脫債務的枷鎖，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尊嚴。
當代資本主義與債務危機：歷史的回聲
當代資本主義體系深陷債務危機，這並非偶然，而是數千年來債務與權力、剝削和道德迷思交織的結果。正如葛拉柏在其著作《債：首五千年》和訪談中所揭示的，債務在歷史上一直被用作一種工具，來強化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當代資本主義只是將這種歷史模式推向了新的極端。
首先，當代資本主義透過鼓勵消費主義和信貸扩张，製造了大量的債務。 葛拉柏指出，虛擬貨幣體系並非新生事物，它自古以來就存在，並且在历史上反复引发债务危机。 然而，當代資本主義不同於以往之處在於，它將債務視為經濟增長的引擎，鼓勵人們借貸消費，以維持經濟運轉。 這種模式的弊端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當時次貸危機的爆發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證明了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當代資本主義透過金融化和全球化，加劇了債務的不平等。 葛拉柏指出，金融資本在當代資本主義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金融資本的逐利性使得債務危機更容易發生。 金融機構透過各種複雜的金融工具，將債務包裝成看似安全的投資產品，吸引人們投資，並從中獲取巨額利潤。 當債務泡沫破裂時，損失卻由普通民众承担，加劇了貧富差距。 此外，全球化使得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的低廉勞动力和资源，製造產品並銷售到发达国家，同時也將債務輸出到發展中國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债务不平等。
第三，當代資本主義透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將債務的責任歸咎於個人，掩蓋了結構性的不公正。 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市場、私有化和個人責任，將經濟上的成功或失敗歸因於個人的努力或懶惰，而忽視了結構性因素的影响。 葛拉柏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助长了债务的道德迷思，将债务人，尤其是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的穷人，视为不负责任、缺乏道德的失敗者， 从而掩盖了債務危機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例如不平等的分配制度、金融系統的失控以及全球經濟治理的缺陷。
佔領運動的興起，正是對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危機的回應。 “我們是 99%” 的口號，突顯了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以及人們對金融資本主義剝削和不公正的憤怒。 佔領運動參與者質疑將債務視為道德義務的邏輯，並呼籲對現有的經濟體系進行根本性變革。
葛拉柏的研究為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視角。 他提醒我們，債務並非一個中立的經濟概念，而是一個充滿道德和政治意涵的議題。 他主張一種「民主無政府主義」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人們可以管理自己的事務，而無需依靠強制或暴力。 葛拉柏的著作鼓勵我們挑戰現有的債務制度，並探索新的經濟模式，以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會。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