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因
許教授將制度基因定義為形成一系列制度的基本成分，包括基本制度結構以及社會共識，如影響合法性的信仰及意識形態等。他認為制度基因有三個基本特徵：重複性、激勵相容性和基礎性。
- 重複性 指的是這些基本制度結構會重複出現。例如，科舉制以及作為科舉制核心的孔孟之道，千年以來代代複製，直接與這個制度的當權者和努力進入官僚體制者的利益相關，因此是中國制度變化的基本制度基因。
- 激勵相容性 指的是所有被識別為制度基因的重複出現的基本制度結構，必須是與激勵機制密切相關的，其重複出現是因為與參與者的自身利益相關而被選擇。
- 基礎性 指的是制度基因是形成一系列制度的基礎成分，包括基本制度結構以及社會共識，如影響合法性的信仰及意識形態等。例如，東正教是在俄國產生布林什維剋制度的基本制度基因之一。
具體來說，制度基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基本制度結構: 這些結構直接影響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例如基本官僚組織的結構、某些基本的產權安排方式，以及政黨、社群組織、行業組織、非政府組織等。
- 有組織的信仰: 這些信仰影響社會共識，例如宗教及教會。
- 基本觀念、文化、信仰和意識形態: 這些因素形成社會共識，例如自由、平等、正義、合法性、革命、仇恨、博愛、民族主義、種族、階級、敵人、皇帝、王室、貴族、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等。
許教授特別強調 社會共識 作為制度基因的一部分，因為社會共識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權力和產權的結構。他以人權作為例子，說明人權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觀念和社會共識，只有在權力-產權結構分散的制度中才可能產生。反之，在不承認或侵犯人權的制度中，權力-產權結構與社會共識也高度互補，形成反對人權的制度基因。
制度的三個基本要素：人權、產權和政治決策權
許教授認為制度的三個基本要素是：人權、產權和政治決策權。
- 人權是構成制度的第一個基本要素。 他將人權分為兩個基本權利：生命權和自由權。
- 生命權包括公正審判權、免酷刑權以及免奴役權。
- 自由權則包含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遷徙自由等。
- 產權是制度的第二個基本要素。 許教授將產權與人權並列，因為產權不僅關係到經濟發展，更決定了人的政治權力、社會權利。 他引用了人權說和法權說來解釋產權的重要性。
- 人權說認為產權與人的自由密不可分，是人權的基本部分。
- 法權說則認為產權由法律規定或政治權力決定，與法律共存亡。
- 政治決策權是制度的第三個基本要素。政治決策權指的是超越私人產權的集體事務決策權，是決定社會政治權力的關鍵。 在產權和政治決策權都分散的制度中，選民透過投票決定社會的政治權力。 而在產權和政治決策權都高度集中的制度中，少數集團或階層壟斷了社會的政治決定權。
許教授指出，在極權制度下，除了極權主義黨之外的所有人都不擁有基本人權，其產權和政治決策權都被剝奪。
這三個基本要素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決定了制度的性質和演變方向。 例如，在憲政制度中，人權、產權和政治決策權都得到保障，形成良性迴圈，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而在專制制度中，這三個基本要素都被統治者壟斷，形成惡性迴圈，導致社會的停滯和腐敗。
法律制度：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基因
許教授在制度基因的分析框架中，強調法律與司法保護是私有產權演變成憲政制度基因的必要條件之一。他認為，私有產權必須得到系統的法律和司法體系的保護，才能真正保障產權所有者的權益，進而推動憲政民主的發展。
在歷史上，私有產權的發展和保護與法律制度的演進密不可分。
- 古希臘和古羅馬地區在文明初期就形成了廣泛的私有產權，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和制度，最終成為人類法治、憲政和民主制度的發源地。
- 所有建立鞏固的憲政和民主制度的國家，其制度演變都建立在相對分散的私有產權基礎之上。
相反地，在私有產權缺發或被嚴重侵犯的社會中，憲政民主的發展往往會遇到巨大阻力。
- 以中華帝制為例，自其產生以來，皇權就對帝國的所有土地持有最終控制權，這種土地皇權製成為中華帝制在產權方面的制度基因，阻礙了私有產權的發展和保護。
- 雖然在帝制更成熟的時期，土地使用權被私有化，並允許在市場上交易，但皇權始終高於市場交易結果和百姓利益，私有產權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許教授指出，私有產權的法律保護不僅體現在法律條文上，更重要的是司法體系的獨立性和公正性。
- 如果司法體系受制於政治權力，法律條文就形同虛設，私有產權仍然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 只有在司法獨立、公正的環境下，法律才能真正發揮保護私有產權的作用，才能為憲政民主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總而言之，法律制度作為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基因，對於憲政民主的發展至關重要。 只有在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保障下，私有產權才能得到有效保護，產權所有者才能安心投資、發展經濟，並積極參與政治，最終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繁榮。
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及其產生與演變
中華帝制自秦朝建立以來，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演變，其制度基因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並不斷完善，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成鋼教授在《制度基因》一書中，將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概括為三位一體的治理結構，包括：
- 郡縣制： 構成帝制權力和運作核心的官僚制度。
- 土地皇權制： 構成帝制的經濟和法理基礎。
- 科舉制： 構成帝制人事和意識形態核心。
郡縣制的產生與演變
郡縣制的核心是高度集權的官僚制度，所有官員都由皇帝自上而下任命，以此取代了封建時代的政治聯盟關係。這種制度消滅了社會所有的獨立力量，確保了皇帝的最終控制權。
- 郡縣制起源於秦朝，是秦始皇為鞏固統一帝國而採取的重大制度創新。
- 在此之前，周朝實行封建制，君主與貴族各有自己的土地作為權力基礎，統治依賴於這些相對自主的權力之間形成的統治聯盟。
- 秦始皇廢除封建制，建立郡縣制，將全國劃分為郡縣，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吏進行管理，從而消滅了地方割據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
然而，僅僅依靠郡縣制並不足以保障帝制的長期穩定。
土地皇權制的產生與演變
土地皇權制指的是皇帝對帝國所有土地都擁有最終所有權。
- 這種制度消滅了產生貴族的經濟基礎，維護了郡縣制，保證了皇權的絕對性。
- 土地皇權制與郡縣制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中華帝制的基本制度框架。
科舉制的產生與演變
科舉制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試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
- 科舉制切斷了高官權力傳子的途徑，從根本上消除了產生貴族的路徑。
- 同時，科舉制也將儒家思想變成官方意識形態，為帝制統治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援。
- 科舉制初建於漢朝，正式建立於隋朝，經過唐宋時期的發展完善，最終成為中華帝制最重要的制度支柱之一。
中華帝制制度基因的影響
中華帝制的三位一體的制度基因，確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維護了帝國的長期穩定。 但另一方面，它也阻礙了中國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抑制了公民社會的形成，為中國近代的落後埋下了隱患。
- 專制主義和人治傳統： 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強調皇權至上，缺乏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導致了專制主義和人治傳統的盛行。
- 缺乏法治和權力制衡： 中華帝制缺乏獨立的司法體系和權力制衡機制，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受制於皇權，導致了法治的缺失。
- 官僚主義和腐敗： 高度集權的官僚體系為官僚主義和腐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總結
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產物，它在維護帝國統一和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弊端也日益顯露，最終導致了中華帝制的衰落和滅亡。 瞭解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以及中國現代化程式中的挑戰和機遇。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基因
許教授認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基因主要源於基督教，並在沙俄帝制和秘密社團組織等制度基因的影響下，最終發展成世俗共產極權主義。
一、 基督教的影響：
基督教的平等主義思想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源泉，而基督教的救世主義思想則為世俗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礎。
- 平等主義： 基督教主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收入、財富等方面的平等。早期基督教群體中形成的無產的平等，以及傳教者和虔誠教徒自願成為無產者的行為，都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思想源泉。
- 救世主義： 基督教的救世主義思想宣稱罪惡的舊世界必然滅亡，美好的新世界必然誕生。這種思想被世俗共產主義所繼承，並演變成以暴力革命推翻舊制度，建立平等新世界的思想基礎。
二、 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法國大革命時期，巴貝夫將共產主義從基督教精神轉變到世俗革命，並提出了建立平等社會的訴求。
- 雅各賓專政的暴力革命實踐，以及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和反對私有產權的思想，都為巴貝夫共產主義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制度基礎。
三、 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馬克思主義繼承和發展了巴貝夫共產主義，並將其發展成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體系。
- 馬克思主義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消滅私有制，建立全面國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這種思想為後來的共產極權主義提供了理論指導。
四、 沙俄帝制的影響：
沙俄帝制中，控制一切的帝制、東正教及教會，以及秘密政治組織等制度基因，都為極權主義在俄國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
- 控制一切的帝制: 沙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並透過官僚體系和暴力手段控制整個社會，這種高度集權的制度為極權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制度基礎。
- 東正教及教會: 東正教教會與沙皇政權高度合一，並向民眾灌輸服從和忠誠的思想，這種宗教信仰和社會共識為極權主義的思想控制提供了基礎。
- 秘密政治組織: 沙俄帝制時期存在許多秘密政治組織，這些組織主張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政權，並為布林什維克黨的形成提供了組織經驗和人員基礎。
五、 秘密社團組織：
中國的秘密社團組織，如白蓮教、青幫、天地會等，也為共產極權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組織基礎。 這些秘密社團組織具有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紀律，並且擅長使用暴力手段，這些特點與極權主義黨的組織原則高度相似，使得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布林什維剋制度更容易。
六、 極權主義制度的建立：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在特定的制度基因和社會條件下，最終導致了極權主義制度的建立。
- 布林什維克黨在俄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穩定的極權主義制度，並透過暴力奪權、個人崇拜、紅色恐怖和全面國有制等手段，實現了對社會的全面控制。
- 中共則在中國建立了另一個極權主義制度，並透過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推向極致。
總而言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基因並非憑空產生，而是深深植根於基督教、沙俄帝制、秘密社團組織等歷史和文化土壤中，並在特定社會條件下發展演變而來。
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極權制
許教授在《制度基因》一書中，深入分析了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極權制，並將其歸納為「區管式極權制」。這種極權制是在繼承蘇聯極權制的基礎上，經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和改造，最終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制度。
一、 區管式極權制的特點：
- 地方黨政高度集權： 地方黨政官員均由上級任命，政治和人事高度集權。
- 地方政府擁有完整的行政和經濟功能： 中央通常不對地方發布具體指令，地方政府在行政和經濟管理方面擁有較大的自主權。
- 中央—地方統治結構與傳統帝制相似： 區管式極權制的中央—地方統治結構與中國傳統帝制的權力結構具有高度相似性。
二、 區管式極權制的形成過程：
- 全面移植蘇聯極權制： 中共在建政初期，全面移植了蘇聯的極權制模式，建立了以黨領導一切的政治體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 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 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對原有的蘇式極權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導致了經濟崩潰和社會動盪。
- 區管式極權制的形成： 中共在文革後，為挽救自身統治，對蘇式極權制進行了改造，形成了區管式極權制。
三、 區管式極權制的影響：
- 經濟發展： 區管式極權制在後毛時代的改革開放中，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幫助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
- 極權制陷阱： 區管式極權制也將中國拖入了極權制陷阱，阻礙了中國的民主化程序。
四、 毛澤東與傳統帝制的關係：
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前夕曾自豪地自稱為「馬克思加秦始皇」。 這表明他意識到中國極權制與傳統帝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絡。
- 毛澤東經常討論中國傳統帝制的運作和皇帝的統治術，並將其運用到自己的統治實踐中。
- 中國的傳統帝制為現代極權制的產生、發展和紮根提供了基礎。
- 中國當代的極權制度實際上是外來極權主義制度基因嫁接到郡縣制、土地皇權制（土地國有制）、科舉制（官僚人事和意識形態控制）上的產物。
總之，許教授認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極權制是蘇聯極權制與中國傳統帝制制度基因相結合的產物，其形成過程經歷了從全面移植到改造創新的階段，最終形成了獨特的區管式極權制。
分權式威權制的興衰
分權式威權制的興衰：後毛時代的改革及其終結
後毛時代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區管式極權制在經濟領域的一次調整，它並未改變極權主義的基本性質，而是利用分權的治理結構，在維持黨的絕對領導下，引入了市場機制，促進了經濟發展。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區管式極權制也孕育了新的矛盾，最終走向終結。
一、 分權式威權制的興起：
- 文革浩劫後的反思： 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性後果，使得中共內部和社會上都出現了對毛澤東路線的反思。
- 鄧小平的改革路線： 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強調改革開放的目的是為了挽救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將改革定義為「列寧主義新經濟政策」。
- 區管式極權制提供靈活性： 區管式極權制的地方分權特性，為經濟改革提供了空間和靈活性，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探索和實驗。
- 地方實驗和競爭推動改革： 土地承包制和經濟特區的成功，都是地方政府主動探索的結果，中央政府在地方實驗成功的基礎上，再進行推廣。
二、 經濟發展與新矛盾：
- 私有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促進了私有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新的社會力量，對極權統治構成潜在的挑戰。
- 公民社會的萌芽： 私有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公民社會的萌芽，人們開始追求更多的權利和自由。
- 威權統治的鬆動： 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使得極權統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鬆動，表現為言論空間的擴大和公民參與的增加。
- 「和平演變」的擔憂： 中共始終擔憂改革開放會導致「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因此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三、 分權式威權制的終結：
- 習近平的集權統治： 習近平上台後，加強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逐步收回了地方政府的權力，並強化了對社會的控制。
- 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拉動型，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加強。
- 意識形態的收緊： 中共加強了意識形態的控制，限制了言論自由和公民社會的發展。
- 新的科技極權： 中國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建立了更加嚴密的社會監控體系，加強了對社會的控制。
四、 制度基因的延續與變異：
- 傳統帝制基因的影響： 中國的極權統治仍然受到傳統帝制制度基因的影響，表現為高度集權、人治傳統和缺乏法治等。
- 極權制度基因的延續： 儘管後毛時代的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但其極權制度基因並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續下來。
五、 後毛時代改革的啟示：
- 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並非必然聯繫： 中國的經驗表明，經濟發展並不必然導致民主化。
- 制度基因的深遠影響： 傳統制度基因對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具有深遠的影響。
- 極權統治的韌性： 極權統治具有很強的韌性，即使經歷了改革開放，也可能以新的形式延續下來。
總之，後毛時代的改革開放是中國極權制度的一次自我調整，它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自身的終結埋下了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