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巴以衝突與殖民主義 根據 Rashid Khalidi 教授的說法，巴以衝突可被視為一場持續百年的殖民戰爭的一部分。Khalidi 教授在他的著作《巴勒斯坦百年戰爭：殖民主義和抵抗的歷史，1917-2017》中指出，這場衝突並非僅僅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鬥爭，而是始終涉及外部勢力，特別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 一開始，大英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自身的戰略利益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英國需要控制巴勒斯坦作為保護埃及東部邊境的緩衝區，並控制地中海到波斯灣最短路線上的重要據點。儘管當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佔多數，但英國仍然發布了《貝爾福宣言》，承諾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家園。 Khalidi 教授指出，英國政府明白阿拉伯人才是巴勒斯坦的主要居民，但他們認為阿拉伯人的權利不如猶太人的權利重要。 在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英國繼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並鎮壓了巴勒斯坦人的反抗。 然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臨近，英國意識到他們需要阿拉伯人的支持，因此改變了政策，限制了猶太移民，並承諾在十年內給予以阿拉伯人為主的巴勒斯坦獨立。此舉激怒了猶太復國主義者，導致他們轉而對抗英國，並發動了一系列襲擊，包括炸毀了大衛王酒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找到了新的支持者：美國和蘇聯。在他們的支持下，聯合國通過了分治決議，將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領土劃給了猶太人建立國家。1948 年，以色列建國後，大約 75 萬巴勒斯坦人被驅逐出境，成為難民。 以色列沒收了大部分阿拉伯人擁有的土地，並將其轉移給猶太人定居點或由國家持有。1967 年的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佔領了包括西岸、加薩走廊、戈蘭高地和西奈半島在內的更多領土。儘管以色列宣稱這是一場防禦性戰爭，但美國情報機構評估以色列的軍事力量遠遠超過所有阿拉伯軍隊的總和。 美国政府默許了以色列的先發制人戰爭，並在戰後提供了外交支持。 此後，以色列繼續佔領巴勒斯坦領土，並擴大了定居點的規模。巴勒斯坦人則持續抵抗以色列的佔領，並在國際社會上爭取支持。儘管巴以雙方進行了多輪談判，但至今仍未能達成和平協議。 Khalidi 教授認為，美國在巴以衝突中始終扮演著以色列盟友的角色，為以色列提供軍事、經濟和外交支持。 他指出，沒有美國的支持，以色列無法對巴勒斯坦人發動戰爭，也無法維持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巴以衝突是百年殖民戰爭的一部分，這場戰爭是由外部勢力，特別是英國和美國推動的。以色列利用其軍事優勢和外部支持，佔領了巴勒斯坦領土，並持續壓迫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則持續抵抗以色列的佔領，並在國際社會上爭取自決權和獨立。 美國在巴以衝突中的關鍵角色 從早期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到當今的軍事和外交援助，美國一直是推動衝突發展的重要外部力量。 二戰後，美國和蘇聯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主要支持者。 隨著大英帝國的衰落，美國填補了權力真空，成為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使用的武器裝備，從坦克、飛機到導彈，大部分都來自美國。 Khalidi 教授指出，沒有美國的軍事援助，以色列無法維持其軍事優勢，也無法對巴勒斯坦人發動戰爭。 美國在外交方面也為以色列提供了堅定的支持。 美國多次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對以色列的譴責和制裁。 此外，美國在國際社會上也積極為以色列辯護，並試圖孤立巴勒斯坦。從杜魯門政府開始，美國政府就對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和訴求缺乏關注，並傾向於支持以色列的立場。這種態度在小布希政府時期尤為明顯，當時美國將巴勒斯坦人視為恐怖分子，並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軍事行動。 Khalidi 教授認為，美國在巴以衝突中並非一個公正的調解人，而是以色列的盟友。美國政府的政策和行動往往偏袒以色列，而忽視了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權益。美國的支持使以色列能夠繼續佔領巴勒斯坦領土，擴大定居點，並對巴勒斯坦人實施軍事和經濟封鎖。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也往往偏袒以色列，並對巴勒斯坦方面施加壓力。例如，在奧斯陸協議的談判中，美國並未要求以色列停止擴建定居點，這導致協議最終失敗。 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並非反猶太主義的產物 根據提供的資料來源，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並非反猶太主義的產物，而是對殖民主義和外來勢力佔領的抵抗。Rashid Khalidi 教授在訪談中強調了這一點，他表示，即使當時來到巴勒斯坦的殖民者是丹麥人或是火星人，巴勒斯坦人也會反抗，因為這是對他們國家和家園的侵犯。 以下證據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並非源於反猶太主義的觀點: 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起源早於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巴勒斯坦人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就開始發展民族主義意識，當時反猶太主義尚未在歐洲達到頂峰。 他們反抗的是鄂圖曼帝國的統治，以及後來英國對巴勒斯坦的託管。 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針對的是殖民項目，而非猶太人本身: 巴勒斯坦人反對的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殖民性質，以及其對巴勒斯坦土地和資源的佔領。 他們認為，無論殖民者是谁，只要侵犯了他們的權利，他們都將奮起反抗。 許多巴勒斯坦領袖在二戰期間支持盟軍: 儘管大穆夫提與納粹合作，但許多其他巴勒斯坦領袖選擇支持英國和其他盟國，並有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加入了盟軍的隊伍。 這表明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並非與納粹意識形態或反猶太主義相一致。 Khalidi 教授認為，將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描繪成反猶太主義的產物是一種誤導性的說法，這是猶太復國主義宣傳的一部分，旨在抹黑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並將以色列描繪成受害者。 他強調，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根源在於對自由、自決和國家獨立的渴望，與其他民族解放運動並無二致。 英國殖民主義對以色列軍事策略的影響 根據提供的資料來源，以色列的軍事策略確實深受英國殖民主義的影響。 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以色列軍隊的建軍理念、戰術原則和反叛亂策略上。 英國的反叛亂經驗傳承給以色列軍隊： 在 1936 年至 1939 年的大起義期間，英國為了鎮壓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派遣了大量的軍隊，並採用了殘酷的鎮壓手段。 為了應對起義，英國情報官員奧德·溫蓋特 (Orde Wingate) 組建了一支由英國士兵和猶太民兵組成的特種部隊，教授他們英國的反叛亂經驗。 這些猶太民兵後來成為了以色列軍隊的骨幹，并将這些經驗應用於後來的戰爭中。 以色列軍隊的創始人深受英國軍事思想的影響： 以色列軍隊的許多高級將領，例如摩西·達揚（Moshe Dayan）和伊加爾·阿隆（Yigal Allon）都曾在英國軍隊中服役或接受過英國的軍事訓練。 他們將英國的軍事思想和戰術原則帶入了以色列軍隊，並將其發展成為以色列的軍事學說。 以色列軍隊繼承了英國的“分而治之”策略： 英國在殖民統治時期經常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來削弱被殖民者的抵抗力量。 以色列也採用了類似的策略，例如在 1980 年代支持巴勒斯坦伊斯蘭運動的發展，以分化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以下是資料來源中的一些具體例子： ...

債務的道德迷思：一場貫穿五千年的辯論 債務的道德迷思根植於我們將所有道德責任視為債務的傾向。 這種傾向源於一個普遍的觀念，即欠債是一種錯誤，必須償還。這種觀念在世界歷史上反复出現，甚至在許多語言中，「債務」、「罪惡」和「內疚」的詞語都是相同的。 這種道德邏輯的問題在於，它被用來證明強迫償還債務的合理性，即使在債務本身不合理或不可能償還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例如，葛拉柏在書中描述了他與一位律師關於取消第三世界債務的對話。這位律師認為，即使這些債務是不公正的，人們也必須償還債務。 葛拉柏認為，這種邏輯是一種將武力關係合理化並責怪受害者的方式。 歷史證明，債務的道德含義會因債務人的社會地位而異。 富人之間的債務通常被視為一種可以重新協商的承諾，而窮人欠富人的債務則被視為一種神聖的義務。 這種雙重標準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件到英國的債務人監獄都可見一斑。 殖民主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債務如何被用來證明對弱勢群體的剝削是正當的。 殖民者經常利用稅收政策迫使殖民地人民負債，然後利用這些債務來控制他們的經濟和勞動力。 例如，法國將軍加列尼在征服馬達加斯加後，對當地人徵收「道德化稅」，以支付征服的成本。 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富裕債務人和貧窮債務人受到的不同待遇。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了數万億美元的救助，而那些因次貸危機而失去家園的人卻鮮少得到幫助。 學生貸款債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債務如何被用來讓年輕一代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 佔領運動的興起，部分原因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債務制度的不公正。 該運動強調了「我們是99%」的口號，突顯了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 佔領運動參與者質疑將債務視為道德義務的邏輯，並呼籲對現有的經濟體系進行根本性變革。 葛拉柏認為，我們需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認識到債務並非不可避免的，而且我們可以創造一個不以債務為基礎的更公正的社會。 他主張一種「民主無政府主義」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人們可以管理自己的事務，而無需依靠強制或暴力。 葛拉柏的著作提醒我們，債務的道德迷思是一個可以而且必須受到挑戰的社會建構。 貨幣起源：打破以物易物迷思 長久以來，經濟學家普遍接受一種關於貨幣起源的迷思：人類先是以物易物，接著發明貨幣作為交易媒介，最後才出現信用制度。 然而，人類學家花費超過百年時間，試圖在世界各地尋找以物易物社會的證據，卻一無所獲。貨幣的起源並非源於以物易物，而是與信用制度、法律體系以及軍隊和政府的發展息息相關。以物易物只是在特定情況下才會出現的交易方式，並非人類社會的主要經濟活動模式。 葛拉柏在訪談中指出，亞當斯密在 1776 年的著作《國富論》中，虛構了這個以物易物的故事。斯密推測，人們一開始會直接交換物品，但因為交易雙方未必剛好擁有對方需要的物品，所以必須發明一種媒介來促進交換，這就是貨幣的起源。然而，這個理論缺乏實際證據。 事實上，人類學研究顯示，在貨幣出現之前，人們就已經使用信用制度來進行交易。葛拉柏以鄰居之間的互動為例：當你稱讚鄰居的牛很漂亮時，他很可能會直接送給你，而不是要求你立即支付。這時，雙方就建立了一種債務關係，但這種債務並非精確量化的，而是一種模糊的「我欠你一個人情」的感覺。 葛拉柏認為，早期社會的交易大多基於信用，並非以物易物。只有在陌生人之間，或者在需要精確計算賠償的法律糾紛中，才會出現以物易物的現象。例如，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律規定，如果某人弄瞎了別人的眼睛，就必須賠償 27 頭母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才會開始精確計算物品的價值，並要求等值的賠償。 金屬貨幣的出現則與軍隊和政府的發展密切相關。早期美索不達米亞的寺廟經濟體系中，人們使用銀作為記帳單位，但並非直接用銀來購買物品。直到公元前 700 年左右，金屬貨幣才在東地中海地區出現，而在公元前 600 年，中國和印度也獨立發明了金屬貨幣。 葛拉柏認為，金屬貨幣的出現是為了滿足軍隊的需求。 國王需要支付軍隊薪餉，而金屬貨幣正好可以作為一種便攜且易於分割的支付工具。國王透過向人民徵收金屬貨幣作為稅款，進一步推廣了貨幣的使用。 貨幣、國家與殖民主義：債務帝國的建立 貨幣、國家和殖民主義三者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從歷史上看，國家在貨幣的創建和推廣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殖民主義則利用債務系統進一步鞏固了國家權力並對殖民地進行剝削。 首先，國家的形成與貨幣的發展密不可分。正如先前討論貨幣起源迷思時所提到的，金屬貨幣的出現與軍隊和政府的需求息息相關。國王需要支付軍餉、徵收稅款，而金屬貨幣正好提供了一種便利的解決方案。葛拉柏指出，國王會將自己鑄造的貨幣分發給士兵，然後要求全國人民以同樣的貨幣繳納稅金，從而有效地建立了一個以國家為中心的貨幣體系。 其次，殖民主義利用債務系統作為一種強大的剝削工具。殖民者會透過各種手段迫使殖民地人民負債，然後利用這些債務來控制他們的經濟和勞動力。葛拉柏在訪談中以馬達加斯加為例，說明法國將軍加列尼如何對當地人徵收「道德化稅」，以支付征服的成本。這種做法將殖民地人民置於一種荒謬的境地：他們因為被殖民而負債，並被迫為自己的征服買單。 葛拉柏進一步指出，奴隸貿易也完全建立在債務的基礎之上。 從倫敦的金融家到非洲的商人，整個奴隸貿易鏈條都依賴於各種形式的債務關係。 殖民者會利用債務陷阱迫使人們參與奴隸販賣，甚至將自己的家人或自己賣為奴隸。 這種情況與古代美索不達米亞農民的擔憂相呼應：他們害怕自己的女兒會因為債務而被賣到寺廟充當妓女。 國家利用貨幣來強化其權力，而殖民主義則利用債務系統來剝削殖民地人民。葛拉柏的研究揭示了債務背後隱藏的權力關係，並提醒我們，債務並非一個中立的經濟概念，而是一個充滿道德和政治意涵的議題。 債務與社會不平等：權力、剝削與道德迷思的交織 從古至今，債務一直是加劇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葛拉柏在其著作和訪談中，深入探討了債務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複雜關係，揭示了債務如何被用作一種工具，來合理化剝削、維護權力結構並加深社會分化。 首先，債務制度本身就存在著根深蒂固的雙重標準，使得富人和窮人在面對債務時處於截然不同的地位。 葛拉柏指出，富人之間的債務往往被視為一種可以靈活協商的承諾，而窮人欠富人的債務則被視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義務。這種雙重標準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在當時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富人之間的債務往來往往不計利息，而窮人則必須支付高額利息。這種現象在後來的歷史中也屢見不鮮，例如，在 17 世紀的英國，債務人監獄就將富人和窮人區別對待，富人可以在獄中享受相對舒適的生活，而窮人則只能在擁擠不堪、疾病肆虐的牢房中苦苦掙扎。這種雙重標準一直延續到今天，2008 年金融危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時大型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了政府的巨額救助，而那些因次級房貸而失去家園的普通民眾卻鮮少得到幫助。 其次，債務在歷史上一直被用作一種工具，來合理化對弱勢群體的剝削和控制。 葛拉柏以殖民主義為例，說明殖民者如何利用債務系統來榨取殖民地的財富和勞動力。法國將軍加列尼在征服馬達加斯加後，便對當地人徵收「道德化稅」，以支付征服的成本，這種做法將殖民地人民置於一種荒謬的境地：他們因為被殖民而負債，並被迫為自己的征服買單。葛拉柏還指出，奴隸貿易也完全建立在債務的基礎之上，殖民者會利用債務陷阱迫使人們參與奴隸販賣，甚至將自己的家人或自己賣為奴隸。 這種情況與古代美索不達米亞農民的擔憂相呼應：他們害怕自己的女兒會因為債務而被賣到寺廟充當妓女。債務在這些例子中，成為了剝削者手中的一種武器，用來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合理化，並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 第三，葛拉柏認為，債務的道德迷思是加劇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種迷思將欠債等同於一種道德缺陷，加深了債務人，尤其是那些无力償還債務的窮人的羞恥感和負罪感。這種道德壓力使得人們更容易接受不平等的債務關係，即使這些關係建立在剝削和不公正的基礎之上。葛拉柏指出，這種道德迷思在現代社會中依然根深蒂固，例如，那些背負著沉重學貸的年輕人往往會因為無法償還債務而感到自責和羞愧，即使他們是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受害者。這種道德迷思使得人們難以看清債務背後的權力關係，進而阻礙了對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有效解決。 總而言之，債務與社會不平等之間存在著複雜而深刻的聯繫。 債務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現象，它反映了權力、剝削和道德觀念的交織。葛拉柏的研究提醒我們，要警惕債務背後的權力關係，並挑戰那些將債務等同於道德缺陷的迷思。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擺脫債務的枷鎖，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尊嚴。 當代資本主義與債務危機：歷史的回聲 當代資本主義體系深陷債務危機，這並非偶然，而是數千年來債務與權力、剝削和道德迷思交織的結果。正如葛拉柏在其著作《債：首五千年》和訪談中所揭示的，債務在歷史上一直被用作一種工具，來強化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當代資本主義只是將這種歷史模式推向了新的極端。 首先，當代資本主義透過鼓勵消費主義和信貸扩张，製造了大量的債務。 葛拉柏指出，虛擬貨幣體系並非新生事物，它自古以來就存在，並且在历史上反复引发债务危机。 然而，當代資本主義不同於以往之處在於，它將債務視為經濟增長的引擎，鼓勵人們借貸消費，以維持經濟運轉。 這種模式的弊端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當時次貸危機的爆發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證明了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