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a

同溫層效應與注意力稀缺 同溫層效應與注意力稀缺是數位時代媒體面臨的兩個重要挑戰。社群媒體演算法的設計加劇了同溫層效應，而資訊過載則導致注意力稀缺。 同溫層效應指的是人們傾向於與持有相似觀點的人聚集在一起，接收和分享相似的資訊，形成一個封閉的資訊環境。 社群媒體透過數據收集，分析用戶的喜好，並推送用戶喜愛的資訊，加劇了同溫層效應。 黃哲斌在節目中提到，當用戶在同溫層中接收資訊時，會誤以為自己的觀點是主流意見，這會導致社會意見兩極分化，不利於理性討論和社會共識的形成。 注意力稀缺指的是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人們的注意力成為一種稀缺資源。 過去，報紙版面是稀缺資源，而現在，讀者的注意力才是最稀缺的資源。 黃哲斌認為，雖然網路上有許多珍貴的資訊，但當注意力被濫用時，網路可能只提供娛樂功能，而無法提供有深度的內容。 這兩種現象相互影響，對新聞媒體的生存和發展造成了巨大挑戰。 同溫層效應使得新聞媒體難以接觸到持不同觀點的讀者，而注意力稀缺則使得新聞媒體難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黃哲斌認為，新聞媒體需要積極應對這些挑戰，例如： 發展訂閱制，吸引忠誠讀者，避免過度依賴社群媒體。 注重新聞品質，提供深度報導，避免過度追求速度和流量。 培養讀者的媒體識讀能力，幫助讀者辨別假新聞和假資訊。 同溫層效應和注意力稀缺是複雜的社會現象，需要媒體、科技平台、政府、學術界和公眾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應對。 新聞媒體的三層肉困境 黃哲斌在節目中以「三層肉」來比喻新聞媒體在數位時代所面臨的困境，指的是新聞媒體的三大收入來源都受到了衝擊： 第一層肉：廣告收入 傳統報紙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是廣告，但數位時代的廣告收入大量流向臉書和 Google 等科技巨頭，導致傳統新聞媒體的廣告收入大幅減少。 這是因為臉書和 Google 擁有大量的用戶數據，可以精準地將廣告投放到目標客群，廣告效益更高。 第二層肉：發行收入 傳統報紙的另一主要收入來源是發行收入，也就是讀者購買報紙的費用。 但在網路時代，讀者習慣免費閱讀網路新聞，導致傳統新聞媒體的發行收入銳減。 雖然讀者付費給電信公司上網，但這些收入並沒有流向新聞媒體，而是被電信公司所獲取。 第三層肉：讀者付費 為了應對收入減少的困境，一些新聞媒體開始嘗試訂閱制，也就是向讀者收取閱讀新聞的費用。 然而，讀者已經習慣免費閱讀網路新聞，因此要讓讀者付費閱讀新聞並不容易。 黃哲斌認為，蘋果日報的訂閱制策略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蘋果日報並沒有完全阻擋免費讀者，而是採取「軟性付費牆」的方式，讓讀者在一定額度內可以免費閱讀新聞，超過額度才需要付費。 總而言之，新聞媒體的「三層肉困境」指的是廣告收入、發行收入和讀者付費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新聞媒體需要積極探索新的商業模式，才能在數位時代生存下去。 假新聞的傳播與反制 假新聞的傳播是當今社會面臨的一大挑戰，尤其在網路和社群媒體時代，假新聞更易於快速散播，造成社會不安和混亂。 假新聞的定義並不明確，廣義的假新聞指的是在網路流傳，來源混亂，具有真實惡意的誤導性訊息。 假新聞並非當代才有的現象，但在社群網路興起後，假新聞的傳播生態和挑戰都與以往不同。 假新聞的傳播者會利用各種策略，例如將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扭曲成因果關係，或是刻意散播聳動的言論來吸引媒體報導。 他們還會透過操弄網路平台的熱門話題和搜尋結果，讓假新聞更容易被網友看到。 此外，他們也會利用言論自由的保障，要求新聞媒體給予發聲機會，並將自己包裝成數位弱勢和言論自由的受害者，來爭取支持和擴大影響力。 反制假新聞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包括新聞媒體、科技平台、獨立查核機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網路上的每個人。 新聞媒體應負起查證和核實訊息的責任，避免為了追求速度和流量而轉發未經查證的訊息。 科技平台應積極採取措施，刪除或查核假新聞，並改善演算法，避免讓假新聞更容易被使用者看到。 獨立查核機構應扮演客觀公正的角色，查核新聞的真偽，並向大眾提供可信賴的資訊。 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應加強媒體識讀教育，提升大眾辨別假新聞的能力。 黃哲斌在書中介紹了一個名為 Storyful 的網站，該網站透過結合自動機制和人工的方式來查核和授權新聞訊息，值得借鏡。 Storyful 的運作模式包含四個階段：監測、查證、授權和發送。 他們會監測社群網站上的貼文、影音和照片，找出具有新聞潛力的內容，並進行人工查證，確認真偽後才會授權給媒體客戶。 Storyful 強調人工查證的重要性，他們會透過網路搜尋、比對地理位置、查核發文帳號等方式來確認訊息的真實性。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每個人也應該提升自身的媒體識讀能力，不輕易相信未經查證的訊息，並避免轉發假新聞。打擊假新聞是一場持久戰，需要社會各界持續關注和努力。 新聞媒體的數位轉型之路 新聞媒體的數位轉型是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既要應對科技變革帶來的衝擊，又要堅守新聞專業的價值。 傳統商業模式的崩潰： 如同先前討論的「三層肉困境」，新聞媒體的廣告收入、發行收入和讀者付費都面臨著嚴峻挑戰。 黃哲斌指出，網路廣告收入主要流向了臉書和 Google 等科技巨頭，傳統新聞媒體的廣告收入大幅減少。 網路時代讀者習慣免費閱讀新聞，使得傳統新聞媒體的發行收入也大幅下降。 新媒體的競爭： 除了臉書和 Google，新聞媒體還面臨著其他新媒體的競爭，例如各種網路原生媒體和自媒體。 這些新媒體的內容形式和傳播方式更加多元化，也更能適應網路時代的讀者需求，對傳統新聞媒體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讀者行為的改變： 網路時代讀者的閱讀習慣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更傾向於碎片化閱讀，注意力也更容易分散。 這對新聞媒體的內容生產和傳播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的長篇深度報導越來越難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假新聞的挑戰： 假新聞在網路時代更容易傳播，對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和社會的穩定都構成了威脅。 新聞媒體需要積極應對假新聞的挑戰，加強事實查核和信息辨別的能力。 面對這些挑戰，新聞媒體需要積極探索數位轉型之路，以下是幾個可能的發展方向： ...

本文整理自黃哲斌 2012 年於看守台灣論壇的演講〈台灣媒體的不方便真相〉，分析台灣媒體現況，並探討網路時代下可能的應對之道。 台灣媒體被看不見的左手綁架：政府和企業的金錢操控 黃哲斌指出，台灣媒體被兩隻看不見的手綁架，其中一隻是「看不見的左手」，指的是政府和企業利用金錢和公關手段操控媒體。他以三個例子說明： 文林苑事件：建商花費數百萬購買置入性行銷，在媒體上刊登對王家不利的資訊，試圖影響輿論和政府決策。 核能安全議題：核能學會付費給聯合報，舉辦一場設定好來賓和議題的「偽論壇」，營造擁核氛圍，卻未告知讀者此為付費內容，造成資訊不對等。 美麗灣度假村爭議：業者為塑造正面形象，舉辦部落客體驗活動，並邀請媒體記者參與，試圖以旅遊報導包裝爭議事件，淡化其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除了花錢的廣告外，政府本身也是最大的公關組織。「根據統計，台灣中華民國最大的單一廣告組織是誰？就是中華民國政府。」 這些例子都顯示，政府和企業透過金錢的力量，干預媒體報導內容，影響閱聽人對事件的認知和判斷。這種「置入性行銷」最主要的危害是資訊不對等，因為報社和出錢者都知道內容是付費的，但讀者卻毫不知情。 黃哲斌強調，置入性行銷在國外是被嚴格規範的，特別是新聞和兒童節目被視為不能進行置入性行銷的領域。 置入性行銷如何破壞媒體生態：在正常的媒體環境中，媒體、閱聽人和廣告主應該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媒體提供值得報導的內容，吸引閱聽人，並將他們的注意力賣給廣告主。但當置入性行銷介入後，廣告和公關資訊開始干預媒體內容，閱聽人對媒體的信任度下降，最終將導致媒體失去其社會公器和監督的功能。 看不見的右手：市場導向新聞學如何綁架台灣媒體？ 除了「看不見的左手」之外，黃哲斌指出台灣媒體還被另一隻「看不見的右手」所綁架，指的是「市場導向的新聞學」。這種新聞學著重於新聞的商業價值和娛樂性，而非其社會意義和公共利益。 市場導向新聞學的影響 過度追求收視率/點閱率: 新聞媒體為了吸引觀眾和讀者，過度追求聳動的標題和內容，忽略了新聞的真實性和深度。 新聞報導娛樂化: 嚴肅的社會議題被簡化或扭曲成娛樂新聞，以迎合大眾口味，導致新聞失去其監督和教育的功能。 忽略公共利益: 新聞媒體更關注能帶來商業利益的議題，而忽略了對社會大眾真正重要的議題，例如弱勢群體的聲音、環境議題等。 黃哲斌以聯合新聞網的新聞標題為例，說明新聞工作者如何過度追求「爆點」，例如〈裸女廣告吸睛 但主角才17歲〉。 他指出，新聞標題刻意強調「17歲」這個元素，以吸引讀者注意，卻忽略了新聞事件本身的意義。 他也諷刺地指出，現在的電視新聞台只剩下「臉書組」、「PTT 組」和「YouTube 組」，只要追蹤網路熱門話題就能製作新聞。 這種現象反映了市場導向新聞學如何扭曲了新聞媒體的角色，使其淪為追逐流量的工具。 黃哲斌認為市場導向新聞學的盛行，導致台灣媒體的內容越來越趨同，缺乏多元觀點和深度報導。 他以電視新聞台為例，指出各家電視台的主管都過度關注收視率，導致各台的新聞內容大同小異。 總結來說，「看不見的右手」代表了商業利益對新聞媒體的影響，使得新聞報導偏離了其應有的社會責任，淪為娛樂大眾和追求利潤的工具。 網路時代的希望：公民參與和多元媒體生態如何對抗媒體操控？ 雖然台灣媒體面臨著「看不見的左手」和「看不見的右手」的雙重綁架，但黃哲斌在演講中也指出了網路時代帶來的希望，那就是公民參與和多元媒體生態的興起。 網路如何賦權於公民？ 議題設定權的轉移： 傳統上，媒體掌握著議題設定權，決定哪些議題值得被大眾關注。 但網路時代的興起，讓公民可以透過網路平台發聲，設定議題，並促使主流媒體跟進報導。 例如，2007年的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部落客透過網路串聯募款，在蘋果日報刊登半版廣告，成功引起社會關注，最終促使政府改變原先的拆遷方案。 其他例子還包括野草莓運動、三鶯部落拆遷事件和苗栗大埔農田事件等等。 這些事件最初都被主流媒體忽視，但透過網路平台的傳播和公民的積極參與，最終獲得了社會關注，甚至影響了政府決策。 資訊傳播和解讀的多元化： 網路時代的來臨，讓資訊傳播不再被少數媒體壟斷。 公民可以透過部落格、社群媒體等平台，自由地傳播和解讀資訊，形成多元的觀點和論述。 黃哲斌以自身經驗為例，他發起了「懶人時報」計畫，透過臉書等社群媒體平台，分享他認為重要的新聞資訊，實驗一種不依賴傳統媒體的新聞獲取模式。 公民記者的崛起: 網路時代賦予了每個人成為記者的可能性。 公民可以透過手機、相機等工具，記錄和傳播現場資訊，補足主流媒體的不足，甚至挑戰主流媒體的觀點。 例如，導演鈕承澤在反核遊行現場拍攝照片並上傳臉書，以行動支持反核訴求，便是一種公民記者的實踐。 促進資訊透明化： 網路平台的公開性和透明性，讓公民可以更容易地監督媒體和政府，揭露不公義的現象，促進資訊透明化。 例如，中時集團與福建省政府的置入性行銷事件，就是透過網路平台的曝光，才得以讓大眾了解事件真相。 多元媒體生態的重要性 黃哲斌認為，除了主流媒體和公共媒體之外，獨立媒體、公民記者和非主流媒體網站的發展，對於建構一個多元、健康的媒體生態至關重要。 他以「上下游新聞市集」和「泛科學」為例，說明獨立媒體如何以專業的報導和多元的觀點，彌補主流媒體的不足，提供大眾更多元的資訊選擇。然而，網路時代也帶來了一些挑戰，例如資訊的真偽難辨、網路霸凌等問題。 公民如何應對網路時代的挑戰？ 提升媒體識讀能力: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公民需要提升媒體識讀能力，學習如何辨別資訊真偽，避免被誤導。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公民應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表達自己的意見，監督媒體和政府，共同維護一個多元、自由的媒體環境。 支持獨立媒體和公民記者: 公民可以透過訂閱、捐款等方式支持獨立媒體和公民記者的發展，讓他們有更多資源去製作優質的報導，提供大眾更多元的資訊選擇。 結語 黃哲斌認為，雖然台灣媒體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網路時代的來臨，也為公民參與和多元媒體生態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 公民應該善用網路平台，積極發聲，監督媒體，共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媒體環境。

新鍍金時代與巨頭的詛咒 新鍍金時代是指像 19 世紀後期那樣的時代，當時企業合併為全行業的壟斷企業，導致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巨頭的詛咒是指大型企業擁有的巨大經濟和政治力量，它們可能會利用這些力量來影響立法和監管結果，從而損害競爭和創新。 這種力量集中威脅著民主，因為企業對選舉和法律制定的影響力可能超過公民。 巨頭的興起 19世紀末，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P. Morgan)領導了一場運動，意識形態由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指導，參與者包括洛克菲勒(Rockefeller)的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他們認為壟斷是一種優越的形式，偉人應超越他人，政府應該不干預，以促進適者生存的過程。這一運動雖然促成了巨大的財富集中，但卻與美國的平等主義傳統相悖。 對巨頭的抵制 路易斯·布蘭代斯 (Louis Brandeis) 認為，美國應以人類繁榮和個性發展為基礎，這需要自由與安全，避免政府及私人力量的壓迫。他指出，信託運動主要是對少數人的自由，而對其他人則是一種不公。與此同時，西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總統主張政府應回應人民對控制私人權力的需求，並積極進行反托拉斯訴訟，拆分多個大型信託，強調美國必須決定究竟是人民還是企業占據至高無上的地位。 當今的巨頭 如今，許多行業都被少數幾家公司所主導，導致了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集中。 Facebook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通過收購競爭對手、影響政府和規避監管來擴大自己的權力。 這種權力集中導致創新減少、消費者選擇減少以及民主受到威脅。 解決方案 恢復大型反托拉斯案件的傳統，拆分大型科技公司，例如 Facebook、Google 和 Amazon。 加強對併購的審查，並撤銷過去十年中批准的一些併購案。 任命支持反托拉斯執法的法官。 進行更多經濟研究，以支持反托拉斯執法。 公民參與，例如參與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 的聽證會並提交公開意見。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反托拉斯運動興起的歷史教訓 19 世紀後期興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動了反托拉斯運動的發展。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適者生存，並將其應用於社會和經濟領域。支持者認為，企業合併成大型壟斷企業是自然且有益的，因為這代表最強者生存下來。 他們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這個過程，而應該讓市場力量自行決定結果。 然而，這種觀點導致了嚴重的財富和權力集中，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問題。少數富豪和企業巨頭積累了巨大的財富，而勞工階級則面臨著低薪、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缺乏社會保障。 反托拉斯運動的興起 公眾對這些不平等現象日益不滿，最終導致了反托拉斯運動的興起。路易斯·布蘭代斯和西奧多·羅斯福等進步主義者帶領了這場運動，他們主張政府有責任規範企業力量並促進競爭。 布蘭代斯 是一位堅定的反壟斷主義者，他認為大型企業對個人自由和民主構成威脅。他主張建立一個由小型企業組成的分散經濟體系，以促進競爭和創新。 羅斯福 是一位充滿活力的總統，他積極利用反托拉斯法來拆分標準石油公司和美國菸草公司等大型信託企業。他認為，政府必須積極干預以保護公眾利益，防止企業力量過於強大。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反托拉斯運動的衝突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反托拉斯運動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相信不受約束的競爭和適者生存，而反托拉斯運動的倡導者則認為政府有責任規範市場並促進公平競爭。 反托拉斯運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力，並導致了 20 世紀初一系列旨在保護勞工權益和規範企業行為的法律的頒布。 歷史的教訓 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反托拉斯運動的興起中可以汲取以下歷史教訓： 不受約束的企業力量可能對社會有害。 當企業過於強大時，它們可能會利用自己的力量來剝削勞工、操縱市場和影響政府。 政府有責任規範企業行為並促進競爭。 反托拉斯法對於維護一個公平公正的市場至關重要。 公民參與對於制衡企業力量至關重要。 公眾必須積極參與政治進程，要求政府採取行動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現代的挑戰 儘管反托拉斯運動取得了成功，但企業力量的集中在現代社會仍然是一個問題。大型科技公司如 Facebook、Google 和 Amazon 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和影響力，引發了人們對數據隱私、市場競爭和民主的擔憂。 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我們必須保持警惕，確保企業力量受到適當的制衡，並維護一個公平公正的經濟體系。 反托拉斯法的挑戰與復興路徑 現今，反托拉斯法面臨著多項挑戰，主要源於大型科技公司的興起，這些公司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和影響力，並在全球範圍內運營。 這些公司，例如 Facebook、Google 和 Amazon，通常通過收購潛在競爭對手來維持其主導地位，並且擁有足夠的資源來影響立法和監管結果。 ...